“冰雪早已覆盖我的足迹，远方的炊烟摇曳温暖的召唤。风儿无法吹断我回望的视线，家园好像永远征途漫漫……”随着刘欢舒展低沉的嗓音，电视剧《闯关东》的剧情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这部由张新建、孔笙执导，李幼斌、萨日娜、小宋佳、朱亚文等出演的电视剧，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清朝末年山东农民朱开山全家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故事，于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先后获得过金鹰奖最佳长篇电视剧奖、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等重要级奖项。
朱开山一家闯荡关东的故事，是清末民初闯关东浪潮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计有3000万人从中原地区历经艰险闯到关东地区。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成功，成为漂泊路上的累累白骨；一部分幸运者抵达目的地，扎根于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
一
“闯关东”的“关”，指的是山海关。
山海关是长城的一道关隘，号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北倚燕山，南连渤海，因而得名。作为一道军事关卡，山海关将关内、关外泾渭分明地分割开来。关外，是关东地区；关内，是中原地区。
清朝入主中原后，曾经废除长城，但保留了山海关的存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就以山海关为界限，禁止中原民众随意进入关东地区，以此来保护关东这片所谓“龙兴之地”，防止清朝“龙脉”被人挖掘。同时，保护人参、貂皮、乌拉草等关东特产，保障皇室供应。
此外，清朝还在山海关之外，修建了数段长达千余公里的柳条篱笆墙，是为“柳条边”。柳条边与山海关一样，目的就是对关东地区进行隔绝保护。
在清朝的封禁政策之下，广袤的关东地区成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及至后来，竟然被沙皇俄国以强取豪夺的形式蚕食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二
时光荏苒，转眼来到19世纪中叶。
彼时，中国已经进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下游，自古就是繁华富庶之地。但晚清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面临外忧内患的清廷，又实在拿不出钱来治理黄河，导致黄河决口连年发生，每每酿成灾害，民不聊生。
除了黄河泛滥成灾，中原地区还经常遭遇兵荒马乱。清廷的苛捐杂税也让中原民众难以承受。怎么办呢？中原民众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把目光投向土地辽阔、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
那时候的关东地区，对于中原民众来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关东地区面积逾100万平方公里，光是黑龙江省的面积就超过了山东、河北两个省的总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非常适宜种植农作物。而且由于清朝实行封禁政策，关东地区长期处于待开发状态，对于中原地区的民众来说，简直就是大片大片的宝藏！
唯一的障碍就是封禁政策。
三
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在西方列强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双重打击之下，江河日下，对于这个古老帝国的管控力逐渐减弱。山海关、柳条边早已形同虚设，不断有人悄悄通过山海关和柳条边进入关东。
1860年9月6日，为了抵御沙皇俄国对黑龙江边境的侵袭，时任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向朝廷提出“驰禁招民垦荒”的建议。清廷予以批准实行。从此，清廷封禁政策在黑龙江北废除。1897年，关东地区全部开禁。
一扇尘封近200年的大门徐徐打开，中原民众潮水一般涌向关东地区。到1910年，清朝覆灭前夕，关东地区的人口总数已经剧增到1800万。
四
然而，闯关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从内地来到关东地区，漫漫旅途中，每一个人都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交通不便、治安恶劣的清末民初，他们要么漂洋过海，要么爬山涉水，与随处可见的野兽拼斗，还得躲避穷凶极恶的土匪……
无数人还没抵达关东，便已倒在旅途中，永远不再起来，成为北上旅途的累累白骨。
日本人小越平隆先后两次深入东北地区考察，以其亲身经历写出了《满洲旅行记》。书中记载了真实的闯关东场景：“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
就算成功来到关东地区的中原人，也还面临着新环境的适应。最初，东北地区原住民对这些外来者并不友好，保持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原人不得不从事重体力劳动来维系生存。同时，关东地区历来匪患成灾。这更增加了中原人在东北地区立足的难度。
中原人本是躲避战乱来到关东地区，没想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关东地区成了日本军队和俄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战场之一，笼罩于枪林弹雨之中。东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一场浩劫，数十万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许多已经在东北地区安身立家的中原人，被迫回到关内。
一部闯关东历史，就是一部抗争史、奋斗史、血泪史。
五
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的中原民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关东闯出了一片天地。他们在关东地区繁衍生息，将自己的命运与白山黑水紧密联系在一起。
许多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便是闯关东人的后代。如张作霖、赵尚志、杜立三等人。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代表人物，主政东北10余年，号称“东北王”。张作霖祖籍是河北大城县。在清朝道光年间，张作霖祖辈背井离乡带到关东地区，定居于奉天（今沈阳）。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之一，祖籍是山东齐东县李金庄，其祖辈闯关东进入热河朝阳县南八道村，从此定居下来。
杜立三是一名经历类似于张作霖的绿林好汉，人称“辽西巨匪”。杜立三祖籍是天津，他跟随父辈来到辽中县于家房镇青麻坎村。杜立三经常与沙俄军队作战，被称为“包打洋人”。后被张作霖诱杀。
参考资料：
历史背景：
公元1644（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号称“三年不纳粮”的“大顺政权”在李自成的领导下正式于西安建国，改元永昌，此举无疑是在标志着朱明王朝对全国统治权的进一步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中原地区即将结束腐朽已极的明帝国统治局面。此时此刻，凭借着起义军还未消散的锐气一举将“大顺政权”全面取代大明王朝成为了摆在李自成及其身边的谋臣武将面前的下一步战略规划。
同年正月初八，大顺军在李自成和刘芳亮的率领下分兵南北两路由西京出发，开始了渡河东征、夺取京师的大规模战略行动。翌年初春，大顺军的“南北合击”战略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进展的十分顺利，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北路军在攻取宁武关和南路军在攻克保定时的两次战役稍费时日之外，其余地区的明朝驻军基本上是不战而降，究其原因，大致可以用这八个字来简单概括，即：“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此之前，为了能够将李自成的大顺军堵截在山西境内，明廷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自大学士李建泰督师失败之后，摆在崇祯皇帝面前的只剩下最后一招险棋可走，即暂时放弃关外辽西地区的军事据点，将抵御清军入侵的吴三桂部兵力调往西部战场同起义军进行作战。但此番策略在崇祯皇帝的优柔寡断之下还未等到顺利实施，大顺军就已经占领了大同、宣府等所有京西重镇，毫无疑问，明廷指望吴三桂前来勤王的计划彻底泡汤了。同年二月，历经一系列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后的崇祯皇帝被迫放弃了最后的挣扎，选择了在煤山上结束自己作为末代帝王的一生。至此，这一在中原地区整整维持了276年统治局面的大明帝国正式宣布灭亡。
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在与大明王朝抗衡过程中成为最后赢家的“大顺政权”该以何种方式去接管这一幅员辽阔的明朝故土成为了摆在李自成等人面前的又一崭新课题。但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我们也可以窥得，曾被基层百姓寄予厚望的“大顺政权”，实际上并没有成功取代大明王朝，仅仅是在明帝国灭亡之后作为一颗耀眼的繁星在挣扎于生存线以下的黎民百姓面前轻轻滑过而已。那么，这一切的结局究竟是因何而导致的呢？此外，“大顺政权”的失败是辽东清朝势力的催化结果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就从李自成在山海关（抵御辽东清军）的战略布局入手，来与读者朋友们围绕着“大顺政权”的失败做一番详细而又深入的剖析。
本文的研究内容：
众所周知，在明朝灭亡之前，山海关一度被统治者作为抵御女真（清朝）势力入侵的最后一道关卡。为了保证山海关不受威胁，崇祯皇帝甚至在大明帝国即将灭亡的最后一刻依然在犹豫是否要将关外的兵力撤进关内同李自成抗衡，可想而知山海关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之大。作为继大明王朝覆灭之后的又一新兴势力，“大顺政权”能不能坐得稳江山，关键在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能否在战略上对于山海关外辽东地区的清朝势力有一个清醒且长远的认识，其具体实施步骤便是“大顺政权”在山海关一带为抵御清军入侵所要进行的战略部署，因为相较于刚刚被打败的明王朝，这才是自己完成统一大业的唯一劲敌。
但种种迹象表明，李自成在与明朝斗争的过程中，乃至击败明朝之后，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辽东地区的清朝势力才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竞争对手，以至于在战略上错误的将大部分（大约三分之二以上）大顺军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河南以及新占领的山西、山东、畿辅等地。毫无疑问，这一分散式的战略部署对于迅速稳定和扩张“大顺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权虽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关键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去维持和巩固原有的统治地位这一不利条件。
举个例子：在大顺军向北京方向进军的过程中，明朝左良玉部官军乘机对湖广承天、德安一带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河南一带的地主武装势力也与左良玉相呼应并顺势而起，企图颠覆当地“大顺政权”的统治地位。随后，为了挽回局势，李自成当即决定派出左营制将军绵侯袁宗第统帅大军由陕西奔赴湖广、河南，最终成功击退并平定了左良玉和当地地主武装势力的反扑。需要说明的是，直至山海关战役的失败，袁宗第及其原有的大顺军仍然滞留于湖广和河南一带，没有与李自成和军一处从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以上这种局部短暂性的胜利是导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终失败的间接性不利因素。
换句话说，倘若李自成拥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暂时置湖广、河南等地的反扑于不顾，将袁宗第的右营军大批兵马调到北京地区，待辽东局势稳定之后再调转马头回师左良玉等手下败将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只可惜，李自成计不出此，最终造成兵力过于分散的严重后果并老老实实为此买单。
其次，在占领北京之后，李自成身边的大顺军总数将近有十万人左右，其中诸如刘宗敏、李过、刘芳亮等骁勇善战的大将相对来说也较为充裕，再加上明朝方面投降的军队，总体兵力还算可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却始终没有在京东以至山海关地区部署重兵防守，殊不知这才是保证明朝残余势力乖乖受降的重要砝码。在当时，吴三桂的兵力已经由关外调入关内，驻扎于昌黎、滦州一带，借此良机，清廷迅速派出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一举收取了山海关外的所有原明朝军事据点。此时此刻，对于清朝势力来说，仅剩下一座山海关便可使八旗铁骑长驱直入，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争天下。而尽管如此，李自成的着眼点仍限于招抚关内的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等人，对于关外的“猛虎”则完全置之度外，就好比山海关外的大片区域成为了李自成的“视线盲区”一般。
起初，李自成对于吴三桂和高第的招降还算顺利，吴三桂在明辽东巡抚黎玉田等部分中高级将领的支持下也决意归顺于“大顺政权”，而当时李自成对于山海关一带的战略部署却令人不禁瞠目结舌。吴三桂和高第投降之后，李自成仅派出了之前在居庸关投降的唐通及其部下8000兵马去接管山海关的防务，此刻，即便是有点战略言眼光的人都清楚，山海关要地必定要以原部兵马（即大顺军）进行重兵设防，此举不仅仅是为了抵御清朝势力的大举入侵，也是为了防止诸如吴三桂等人在受降的过程中产生不测。做个不恰当的假设，倘若山海关拥有大顺军的重兵设防，那么吴三桂敢于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也就必然会大大降低，更何况单凭唐通的8000兵马就真的就可以阻挡的了清军的大举进攻吗？由此可见，李自成等大顺军***确确实实极度缺乏其作为将帅而应有的战略眼光，最终导致为“大顺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结语：当然，在山海关一带不当的战略部署仅仅是导致李自成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仅凭这一因素能否致使“大顺政权”在短时间内彻底覆灭，这一点我们难以下定结论。但从李自成在山海关的这一战略部署的细节及其对辽东清朝势力的认识程度足以窥得其作为“大顺政权”***这一身份的战略眼光的短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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