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世英，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祖父是清贫的京官，父亲是喜欢钻研算术和格致（物理）的穷秀才，早年离家远去新民府（今沈阳）谋生，后来在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部下当差。曾世英12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更趋衰微。1914年，他受辛亥革命“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与孪生兄弟曾世荣同时考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学习成绩虽名列前茅，但1918年毕业后即告失业，只得在家自修。1年后，他自荐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3个月试用期满，被任练习技师，后因工作勤恳主动，破格升为副技师，主持绘图室工作。1928年该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又被任命为绘图室主任。在近10年的工作中，曾世英逐渐看出，这个外国人当权的机构只为保证天津租界免受水灾服务，并不关心河北平原的水利开发，改组后的派系之争，也使他渐生离意。1929年，经该会测量处吴思远主任介绍，曾世英拜访了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当时，丁文江应铁道部之约，将去四川、贵州踏勘预想中从重庆经贵阳至广州湾出海的“川广铁路”，需要一位既懂工程测量又搞过经纬度测量的人相助。2人接洽后，为了实现为民众做一番事业的宿愿，曾世英主动减少了1／4的薪金，欣然随丁文江一道入川。次年完成勘测任务后，转入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后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地图编绘工作，先后任技师、技正、简任技正。1935年秋至1936年夏，曾世英被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联合派遣，先去美国Syracuse大学短期学习，随后考察美、加、英、法、德、苏、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国的测绘制图情况。抗日战争时期，中、美、英、苏结成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同盟，1944年9月，曾世英被派往华盛顿，任美国陆军制图局顾问。翌年9月4日，即抗战胜利后的第2天，他就辞去军职，旋即返回了百废待兴的祖国。

作为我国现代地图学的开拓者，曾世英赢得了测绘科学界人士的广泛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相继担任《解放日报》舆图部负责人、新华地图社社长、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和1959年，他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主编和总设计、《国家地图集普通地图卷》总设计。自50年代末，又致力于地名学基础理论和中国地名拼写规范化的研究。在以往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对地图学和地名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30年代主持编纂《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最近30年又开拓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的新领域，成就尤其突出。他热爱祖国、勤奋治学的精神，更为熟识他的人们所称道。

马胜云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1918 年 11 月 11 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战后事宜和会，会议偏袒日本。1919 年 5 月 4 日，全国人民为了反对巴黎和会的偏袒日本、牺牲我国主权的行径，爆发了标志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的 “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期间，随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兼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的考察团团员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 ［( 丁文江字在君，1902 年留学日本、英国，1911 年回国，归国后与章鸿钊一起创办了地质研究所，任首任所长。1919 年被邀请为欧洲战后状况考察团团员兼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 。考察团团长是梁任公 ( 即梁启超) ，团员丁文江、徐新六、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和杨维新。中国巴黎和会考察团，是 1919 年 ( 民国八年)由梁启超率领赴欧洲考察的］，1919 年 5 月丁文江在巴黎时期得知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地质的情况后，特地找到李四光，说明中国迫切需要自己培养地质人才的问题，他说: “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希望李四光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丁去美国访问时，还了解了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先生。葛利普 ( Amadeus William Grabau)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870 ～ 1946 年，美籍犹太人，欲请他来中国任教工作。

丁这次回国后，和胡适 ( 北大教授) 一道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谈及学生成绩之事。据胡适回忆: “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 丁文江) 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他说: ‘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我亲自给他们一个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 ’我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许多零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 ‘我本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得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吗?’我说: ‘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后来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蔡先生听了在君批评地质系的话，也看了那张有零分的成绩单，他不但不生气，还很虚心地请在君指教他怎样整顿改良的方法。那一席谈话的结果，有两件事是我记得的。第一是聘请李四光 ( 仲揆) 先生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 第二是北京大学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 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之后，蔡元培校长接受了丁文江的建议，第一，请李四光先生来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主讲岩石学等课; 第二，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 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 顾问技师，后任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

当年秋，丁文渊 ( 丁文江的四弟) 受其哥丁文江的委托，到英国伦敦和丁燮林一道，找李四光。此时，李四光正在英国东部著名的锡矿山康瓦尔 ( Cornwall) 工作。他俩赶到英国东部的锡矿山康瓦尔才找到李四光，见李四光后，谈了请李四光回国任教之事。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后，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因此，他想方设法多方探寻，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员，总要聘请来北京大学任教，并委托胡适了解海外人员。所以，胡适自上年起，就常托赴海外的友人替北京大学物色新教员。陶孟和、任鸿隽于上年出国，胡曾托他俩关心此事，因此，他俩也曾多次写信报告访询人才的情况，如陶孟和自欧洲致胡适信说: “此间学生，有专门地质者李君四光，曾在伯明翰充助教，若能延至吾校，当能胜任。又有丁君燮林，年仅二十四岁，在伦敦充物理之助教，亦不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陶氏即荐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丁燮林等。此时胡适对在英留学的李四光、丁燮林有所了解，并推荐给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校长随即聘请李四光与丁燮林来北大任教。

秋末，李四光在德国主要是在某些地区察看一般认为典型的地质现象和学习德文。接到由伦敦转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电报。

李四光从德国给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英国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去信，询问北大的情形。傅给蔡校长的信中述及此事，信中说: “我不消说是竭力劝他 ( 指李四光) 去的 ( 指应聘去北大) ，”并说: “李君及丁君 ( 丁燮林，1920 年也应聘为北大物理系教授) 乃英学界之 ‘两科学家’不仅学问大家佩服，即学问以外的事情，也是留英的精粹。他们所学的科学，真能脱离了机械的心境，而入于艺术的心境。” “李君生平，不仅学者，更是义侠之人。此间的留学界很多称道。”“李君不甚愿应北大之聘 ( 欲就西南) ，我看先生还是竭力聘去好，定于北大有多少益处”。

李四光从傅斯年的回信中已了解到一些蔡元培校长整顿北京大学的情况。

李四光德国考察结束，回到英国伯明翰大学。他的毕业论文经伯明翰大学答辩通过，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因李四光勤奋、聪慧，想留他在身边继续深造，对他说: “你可以留在我身边，继续从事研究，争取博士学位，经费由我提供。”鲍尔敦见李四光不应声，又和另外几位教授对李四光说: “假如你想出去干一番实际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去印度 (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到我们英国人开办的矿山去当地质工程师。你作为我们英国政府的雇员，你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都会很优厚。”摆在他面前的出路有三条: 第一，攻读博士学位，经费由鲍尔敦教授提供; 第二，去印度任地质工程师职，享受优厚待遇; 第三，回国。李四光婉言谢绝了鲍尔敦等教授的厚意，执意回国。他为了在回国之前获得一些广阔的实际地质知识，于是又到英国东部著名的锡矿山康瓦尔 ( Cornwall) 工作了一段时间。

李四光从伯明翰携行装到伦敦，会见了丁燮林 ( 受聘北大物理系) 、王世杰 ( 受聘北大法律系) 一道筹划回国。此时，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邀请李四光去作演讲，李四光应允，并及时赴法国巴黎，开始准备演讲稿。准备演讲稿的一个深夜，回国事浮现在眼前，想到国内情况，思虑万千……。在国外苦读近七年，现在就要返回苦难深重的祖国，深知国内前进的道路崎岖、险峻，举步维艰……激情感动喜爱的小提琴曲涌上心来，于是他毅然提笔，就在随身携带八开 12 行五线谱纸上谱成一首名为 《行路难》的小提琴曲———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由此诞生了! 这首乐曲的曲调与其曲名是一致的，它低沉的主调中带着亢奋的强音，起伏交错之间伴随着奔放向上的旋律，鲜明地抒发了他要在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履行丁文江先生叮嘱: “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的坚强信心和艰难历程。

1920 年 2 月 28 日，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作题为 《现代繁华与炭》 的演讲。他从下面三个方面讲述了繁华 ( 发展工业) 与炭 ( 能源) 的关系和我国丰富的煤矿资源以及新能源及其开发问题: 第一，欧美 ( 文化) 的麴子，他说: “我们看世界上有许多人把世界上的事往往平常看过。甚至讲道学术，大家也就不知不觉遵守一种人云亦云的态度。人类进步甚慢的大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们倘若想要脱离这种积习，这种束缚，不可不先存一种气概。诸位苦心志，劳筋骨，到欧洲来求学，自然是抱着一种气概，令人佩服的。但是我所说的气概，与这个意义有点不同。我的用意，是要我们互相勉励，互相警戒，凡遇到新景象，新学说，切不可为它所支配，为它所奴隶。我们还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到学术场中，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拿着主脑 ( 思想的法则———logique) 。就是那冲烦错乱的世界，天经地义的学说，都不能吓倒我们。从前在中国有人问孔，就斥为异端。现在讲学，没有这回事情。诸位尽管放心。虽然，我们万不可故意与人家捣乱，或者逞一己的偏见，固执自豪，或者好作奇谈，沽名钓誉。那种狂缪的行为，非独不是勇猛精进的正道，而实在是一种精神病; 已远出自由讲学的正轨。真正讲学的精神大概用一句话可以包括，那就是为真理奋斗。”接着谈了能源与繁华的关系。他明确指出造成西方繁华的凭据是能源，煤炭和石油是主要的能源，而煤炭比石油的蕴藏量要大得多，是最主要的能源。第二，中国煤厂分布的情形 ( 附地质学的原则需要) ，分析了煤的成因和分布，然后一一列述了国内各省已知煤矿的储量和开发简况。末了他说，中国的煤炭储量很丰富。他说，欧战之前全世界一年所烧掉的煤炭大约有 10 万万吨，如若这个数字可为将来世界每年消耗煤炭的平均量，那么中国一国的煤可供全世界一千年之用。他当时估计中国煤的储量为 1 万亿吨，这与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我国煤田地质科研部门预测的经济可采储量 1 万亿吨恰相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是李四光坚实的地质学知识，特别是他对我国作为主要能源的煤炭资源多年的关注、了解和研究的结果。他接着说，“但是愈趋于繁华，煤炭的消费量愈是年年增加。将来增到几十倍也很难说的。看看中国的煤不久就要烧尽。世界各处的煤也要同归于尽。即或不尽，所剩的必在地下极深的处所。或不能开采，或不适于开采。然则就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什么东西什么方法替代煤炭以维持人类的繁华?”这就是他一直惦记着的持续发展及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随着这个问题又提出了 “节煤和煤的综合利用”问题。第三，将来利用天然势力的机会，他说: “这个题目太大，决不是一口气可以谈完的。现代的科学还在幼稚时代; 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落实的解决。所以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难免不是举一漏百。就所举的方法，究竟有多少价值，还是疑问。这也不必管它; 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并不是求几个完全的解决。我们的目的，第一是要使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必要。第二有些什么路径可以研究下去。”接着文章从其由来分为: ( 一) 源于天体的运转者 ( 天体转动的，如潮汐力) 。 ( 二) 源于原子的爆裂者 ( 原子裂变) 。( 他把 “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与当时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 1919 年开始原子核反应研究，几乎同时。此后，李四光对铀矿地质的研究和铀矿的探寻，做了大量工作，为发展我国核能事业作出了贡献) 。 ( 三) 由太阳送来的势力 ( 包括直接的太阳辐射能和间接的水力、风力等) 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论述。总之，他用能源 ( 当时主要是煤) 对繁华的重要性和国内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来激发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早日为祖国的繁荣兴盛作出贡献。由此可见，李四光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就重视了我国能源的开发，所以他一回国就结合煤的寻找开展了工作，这反映李四光当时拒外国福利、返回苦难深重的祖国，教书育人开发能源以富国、强国的热切愿望( 《现代繁华与炭》，《太平洋》，第 2 卷，第 7 号，1920 年 2 月，第 1 ～27 页) 。

春末，同伯明翰大学同学丁燮林、王世杰一道，从英国伦敦经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波兰华沙、苏联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到达北京。履行丁文江先生叮嘱，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与丁燮林、王世杰、燕树棠在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住在一起。

李四光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丁文江见学校薪俸低微，生活寒苦，李四光仍兢兢业业于教学。因此，数次劝李四光兼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职，李四光不接受，最后 ( 1922 年年末) ，是被说服接受了 ( 李四光初到图书馆的时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方面，曾通过一个议案，议决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当时李四光曾再三向委员会委员长说明: “我个人的生活简单，不需用那个数目。但是此事已经决议，并且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我未必永久是副馆长，在未经正式的手续以前，不便立刻变更决议案，以致牵动全盘计划。所以我当时想出一个方法，只受一半，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买某种书籍，并曾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 。

傅斯年在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独立评论》188 号) 一文中说: ……他 ( 指丁文江) 为一个朋友打算，要从头至尾步步安排着，连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里头。据李仲揆先生说，在君这样为他安排过，只是仲揆没有全照他的方法……

1927 年初，丁文江离开孙传芳淞沪商埠总办之后不久，北伐军追捕孙传芳等，涉及丁文江，丁文江当时来到北京就住在李四光处，后去大连住了一段时间，生活拮据。可见当时他给胡适的信:适之:

收祈 《贡献》三册，谢谢。文极好，不过你对于颜习斋未免太恭维了一点。这是你的 democracy bias ［民主主义偏见］———因为他是农村的子弟，所以看得起他。其实他是一个变相的村学究，而且是一个北方的老憨。

太太在此寂寞极了，要想买点可以看的新小说，但是我近来与出版界很隔膜。你能suggest ［提示］ 几部否?

顾林信来，提议请翁咏霓补静生董事的缺，说寄梅很表示赞成。我已经写信给任之告诉他顾林的提议，请向郭秉文解释。

你究竟几时能来，请你早早的决定。

此问

近好

江叩 三月六日

叔永如已到了上海，请你告诉他，转问李仲揆几时能来，并且问他北京的房子几时空出。

丁文江从大连来北京仍住在李四光处，见史久元给胡适的信:适之先生:

我们好几年不见了，你在上海住着还好吧? 听说你近来身体不大好! 是否仍是老毛病? 又听说令郎，现在常不舒服，时常发热，我想小孩生病，对于他的功课上，稍微放松些，让他养息养息，病就容易好了，不知你以为怎样?

在君于上月由汉口来平，带有你送给我的小说好多本，我看见非常的高兴，谢谢你。只是害你多花钱过意不去。

今年春天，在大连听说，有人请你在夏天，到那里去演讲，我们很希望你来，而结果终于失望了。在阳历的九月，我由连来到北平，就住着仲揆的房子。现在在君回来了，因为书放不下，天天在要搬家，房子还没有找妥，很是麻烦。

此地已下了两次雪，天气不很冷，南边怎样? 胡太太我不另写信了，请代问候。

祝你们快乐和康健!

史久元 十二月，十九日

丁文江由大连回到北平，仍住李四光寓所。关于丁日后打算，丁文江在 4 月 27 日致函胡适说:

我到北京来了，身体大有益处，失眠的病居然全好了。为工作方便计，我仍想住在北平。但是决定研究员的会在前，决定图书馆的会在后，假使我取消研究员的要求，而图书馆的事在大会通不过，岂非两面落空? 又时势如此，我看北方根本要变动。到那时候，我是否能安然住在北平，也是问题。请你替我打听打听，计划计划。据厚生同百里说，蔡先生所说的通缉的事，并未成为事实，你能不能向蔡一探。我极不愿意离开北平，因日本太贵，大连太无味也。内人到京后身体亦见好。七月初预备回连过夏，过夏后再回京。(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 册，102 ～103 页)

1933 年 6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 杨铨) 晨八时许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被特务暗杀。

7 月，李四光和丁燮林、周仁、唐钺、傅斯年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君兄:

蔡先生 ( 蔡元培) 决定请兄任总干事，我们也想趁这机会，说说我们的意思。我们这封信是见到你的两个电报，而未见到你的信时写的。自杏佛先生故后，我们百感从生，悲愤无状。有人以为，事业为重，研究院不可由我们而拆台; 有人以为，管不了许多，不如一哄而散，各自奋斗去。但三星期的回想与讨论，我们已在最重要一点上同意，即不论后来各人如何证果，我们目前总当把研究院撑持起来。蔡先生想到我兄，也正为此。我们之在旁赞，也是为此。有几点可以分说的。

一、在蔡先生下边做事，是一种幸福、愉快与光荣，这是不消说的。而兄之事蔡先生也，亦必敬必恭，必以惯习成规矩，这也是不消说的。蔡先生必给任总干事者以责任，何况我兄?

二、研究院对外事项以要钱为第一。然此事今已成自然的手续。将来有山高水低，似不至如当年之困难。其他对外事项，也用不着过分周旋。只要学术上站得起，总有方便处。地质调查所之冷落，乃偏于一隅之故，政府不曾深知。如在京、沪，将为人之偶像矣。兄尽能不失身份，不过费时间，而对外裕如也。

三、论到研究院之本身，颇有凭借，财产值二三百万，黄金数十万，常年经费百二十万。若欲有为，大可有为。且院中各所，半数以上颇有成绩，亦多他处无可替代者。“北平为中华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果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究院启发不可。院中各部分若能为若干科目建立一个较高之标准，各大学不得不奔从; 若成一种讨论讲演之环境，不患不成风气。然则研究院之将来，关系于国家前途者不少也。

四、兄将五十，而事业无归宿，若干学术工作未有结束。结束之法，一人独办，恐势有未能，如在院中为之，乃真方便。地质、史语皆在北极阁下建屋，地质所年底可成，史语所初春可成。史语所屋子尤多。兄可在其中开若干工作之室，参考资料、辅助人员，皆易接近。总干事一职，初任时自然甚忙; 数月之后，必能腾出甚多时间，自己工作。此吾等就事实考量之言，绝非虚语也。

五、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难处，非振作一下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则以前所费之国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环顾学术界人士，更无他人有此魄力。见义不赴，非所谓 “丁大哥”也。

竭诚申说，兄必谓然。蔡先生所命，兄必不拒绝也!

行旅中如看些欧美研究机关，特别是 Kaiser Wilhelm's Gesellschaft 之类，当有益处，甚盼留意。

弟丁燮林 李四光 周仁 唐钺 傅斯年

一九三三年七月

( 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傅斯年档案”，档号 3: 210。转引自: 潘光哲: 《丁文江与史语所》，载 《新学术之路》，381 ～383 页) 。

1934 年，李四光应邀去英国讲学，此期请丁文江先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

1935 年，由李四光、丁文江北京大学地质系二教授，捐薪资助，在北平沙滩松公府夹道兴建的北大地质馆落成。

地质馆建筑概况: 本馆建筑式样为 L 形。占地七百九十一平方尺。南部为三层，北部除地窖外为二层。除楼板顶及四周大料用铁筋洋灰外，其余均用砖砌，由梁思成工程师设计，北平卫华、海京两厂承包建筑。自二十三年五月间起工，至二十四年七月竣工，计土木工程费用并暖气卫生工程，电汽工程及工程师设计费共六万余元。合其他设备计五千五百余元合共六万六千余无。经费由本校与中基会合作特款及本校经常费拨付，并由本校地质系李四光、丁文江二教授捐薪资助。自本学期起，本校地质系全部已迁入上课。地窖层用为磨片室、储藏室、锅炉室等; 第一层用为教室、古生物陈列室、地史陈列室、暗室、阅览室、学生研究室、教育室、职员工作室等; 第二层为教室、大讲堂、化验室、显微照相室、矿物实习室、矿物岩石陈列室、教员室等; 第三层为教室、地质陈列室、教员室等 ( 据北京大学档案 . 全宗号 ( 一) . 目录号 323 2135) 。

正当李四光整理、编写完 《中国地质学》一书稿时 ( 1936 年 1 月初旬) ，得悉丁文江于 1 月 5 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的噩耗，于是他在刚完稿的 《中国地质学》“自序”中补充道: “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来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钦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然后把 《中国地质学》一书的出版工作委托一位英国朋友办理，自己准备去北美考察地质。

不久 ( 当年 5 月 28 日) ，李四光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在会上，李四光支持、同意对已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杨杏佛奖学金条例，纪念丁文江者为自然科学，纪念杨杏佛者为人文科学，每种两千元，一人为限，每年发给一种，轮流举办，条例在文字整理后，即由国府公布，下年度开始。

接着李四光在地质调查北平分所举行的中国第十三届地质学理事会上，被选为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丁文江纪念基金委员会委员，是由中国地质学会大会推举、理事会通过，通过的委员有: 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翁文灏、尹赞勋、杨钟健七人，他们组成了丁文江纪念基金委员会。并通过丁文江纪念基金管理规则与保管草章。根据丁文江纪念基金管理规则，“以基金所得利息，每两年 ( 民国纪元之单数年份) 对中国籍研究地质有特殊贡献者，发给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6000 元整，如有余数再捐助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院，作为调查研究之用，但每年最多以 1000 元为限。”

1937 年 2 月 20 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举行。会上推举李四光为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尹赞勋为书记，交由理事会核定通过。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南京，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在所人员，将重要图书、仪器暂时由南京搬运到江西，最后迁往广西，途中停留湖南长沙期间，出席了在长沙 (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地质学会会址，从南京急迁湖南长沙) 留芳里 4 号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这次是在战乱中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只有五人: 李四光、杨钟健、黄汲清、冯景兰、张席褆。理事长杨钟健主持会议。决议: 第 14 届年会举行会期、地点; 提出下届理事会候选人 15 人; 通过里哈列夫 A. C. Licharew ( 苏) 、萨尼B. Saahni ( 印) 、赫里奇 F. Heritsch ( 奥) 三人为通信会员。

会议刚结束，此时李四光仓促地会见了来长沙的朱森。就匆匆地到岳麓山左家陇看了丁文江 ( 时值丁文江逝世近两周年) 墓地，并沉思、默哀。

1942 年 3 月 5 日，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第二届受奖候选人经过国内各重要地质机关及团体推荐，后又经基金委员会诸委员核查结果一致赞成授予李四光先生。3 月 20 日，中国地质学会第 18 届年会暨 20 周年纪念会在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还举行了第二届丁文江纪念奖授奖典礼。奖金授予李四光，以表彰他热心培养地质人才和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由张更代表李四光受奖，并致谢词。理事长翁文灏致词，他说: “李先生初年兴趣多致力于革命工作，其后感觉欲强国非空言可获，乃赴英习纯粹科学。返国后即至北京大学任教授，生活寒苦，教学不懈。其时丁文江先生感李先生学校收入为数实少，乃劝先生就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之职，强而后允。未几，卒因有害研究辞去。其后感觉北方环境不佳，乃至南京就地质研究所长职，至今十数年。全份精力均在发展纯粹科学研究，……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继由纪念基金委员会主席杨钟健，致授奖词，他说: “李先生 ( 李四光) : 今天鄙人代表中国地质学会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以丁先生纪念奖金第二届奖金授予李先生甚感荣幸。李先生在地质界的造诣本会同仁莫不仰慕，用不着鄙人来详述。李先生在地质界推进之功至为显然。丁先生第一届奖金得奖人为田奇 先生是李先生的学生，及今天代表本会授第二届奖金的鄙人也是李先生的学生。在座诸会员中李先生的学生当占一大部分。然本会授奖金予李先生的主要动机还在李先生的研究方面。治学着重博、精、约三事，而李先生无一不做到。……说到能苦，地质工作为一苦事，李先生以高龄之年不畏旅行之困难，与青年同人于役山中，在目下国内地质界同人中能如此高龄而尚从事实际地质工作者殆无第二人。……所以此次本会丁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一致决议以第二届奖金赠予李先生实为允当。今日李先生不能赶来亲受奖，由张更先生代替，希望张先生以此意转达于李先生，代表本会同人表仰慕之忱，吾人希望李先生继续为地质而努力，造成更辉煌之成果，并望代表同人恭祝李先生的健康。”

1944 年 3 月 1 日，李四光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后，即到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应邀在该所讲学会上演讲之后，特地找到黄汲清，向他提出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质遗文稿 〔黄汲清回忆说: “民国三十三年 ( 1944 年) 春，李四光先生来北碚讲学 ( 那时地质调查所在北碚) ，曾向他 ( 黄汲清) 提及整理丁稿的事情，并且说丁先生的兄弟文渊先生也曾向他谈过这件事，他们都希望负责整理的人早点把遗稿整理出来”〕。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丁文江先生是如何安排李四光的，正如傅斯年先生上面文中所说: “……他 ( 指丁文江) 为一个朋友打算，要从头至尾步步安排着，连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里头。据李仲揆先生说，在君这样为他安排过，只是仲揆没有全照他的方法……根据当时丁文江先生的地位李四光从大局服从……全国解放、大局从根本改变，1951 年李四光在 《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说了对丁文江先生的一点意见。”